当前位置:首页 > 散文星空 > 文章内容页

封建皇帝谁最“以人为本”?

来源:河北文学网 日期:2019-8-22 分类:散文星空

(文/颜昌海)以人为本是当今政治家的口头禅,但是中国历史上就不乏以人为本的皇帝。其中,宋仁宗就是一个范例。宋仁宗是宋朝第四位皇帝,论能力,他不如宋太祖雄才大略,论学问,他不如宋徽宗多才多艺,但论生前死后的名声,他却是宋朝十八帝中最好的,在位42年,执政宽简,为人温良,他把一个“仁”字,贯穿于治国安邦全过程。

首先,他对下人很仁慈。一个暮春时节,宋仁宗在御苑散步,一段时间后,身边的人发现他频频回头张望,却又什么也不说,不知什么意思。回到宫里,他急匆匆地对宫女说:“好渴,快帮我端水来喝。”宫女奇怪地问:“陛下为何不在外面取水喝,而忍渴这么久呢?”他边喝水边说:“我回头找了多次,没见掌管茶水的当值侍吏,又不便询问,倘若一问,侍吏必受责罚,故忍渴而归。”有一次用餐,他正吃着,突然咬到了一粒沙子,牙齿一阵剧痛,他赶紧吐出来,还不忘对陪侍的宫女说:“千万别声张我曾吃到沙子,这可是死罪啊。”对待下人的过失,宋仁宗首先考虑的不是自己的不适与难受,而是下人因此而可能带来的罪责,可见他的确很仁慈。

第二,他对自然很敬畏。有一天早起后,宋仁宗对身边的侍臣说:“昨夜阅奏折很晚,后来感觉饥饿,特别想吃烧羊。”侍臣问:“何不安排人做来?”宋仁宗说:“你不知道吗?每次听到宫内有什么需要,坊间便以为这成了定规,纷纷制作。我担心要了烧羊后,百姓会夜夜宰羊,长此以往,必然暴殄天物,我怎能不忍一时之饥,而开启无穷杀戮呢?”让人感到他对自然的敬畏是那么的真诚,充满人性关怀。

第三,他对言论很宽松。至和二年(1055年),宋仁宗重用青州知州张昪为侍读学士、御史中丞,御史作为天子的耳目之官,其职责是纠察百官,张昪因对某些决策有看法,连连上书批评“两府”(中书省、枢密院)大臣,久而久之,宋仁宗颇不耐烦,对张昪说:“你出身孤寒,为何不断上章批评朝廷重臣呢?”张昪毫不在乎宋仁宗的情绪,反问道:“我自布衣而至近侍之臣,曳朱腰金,妻子满堂。怎么能谓之孤寒呢?像陛下您才是真正孤寒呢。”宋仁宗问何故?张昪回答说:“陛下虽贵为天子,但内无贤相,外无名将,持禄养望者多,赤心谋国者少,我认为这才是真正的孤寒。”把自己比喻成孤家寡人,这比责骂还过分,但宋仁宗不予追究,“优容之”。宋仁宗一朝,没有“文字狱”,相反,他还非常痛恨“深文周纳”,即罗织材料、陷人以罪的行为。宋代魏泰在《东轩笔录》中说:“仁宗圣性仁恕,尤恶深文,狱官有失入人罪者,终身不复进用。”当时,一个举子给成都知府献了一首诗,中有:“把断剑门烧栈道,西川别是一乾坤”,意思是只要守住剑门关,用火烧掉入川必经栈道,西川(今四川)就能割据一方,鼓动成都知州与宋朝分庭抗礼。这无疑是一首反诗,吓得成都知府赶快把举子捆绑至京,上章请求宋仁宗治罪。宋仁宗了解后却哈哈一笑,说:“这不过是老秀才急于求官而做出的荒唐事,不足以治罪。可安排他去偏远小郡,出任司户参军一职。”写反诗的不但没受到惩罚,反而在皇帝那谋得了官职,可见当时言论的宽松和自由。

第四,他对大臣很包容。宋仁宗继位之初,因为年少,便由皇太后刘氏“垂帘听政”。当时,太常博士程琳为了巴结刘太后,竟向她献《武后临朝图》,让她效仿武则天,废除少帝,取而代之。刘太后认为这不合常理,有负祖宗,严词拒绝。宋仁宗亲政后,有人以此为由弹劾程琳,宋仁宗不念旧恶,一笑置之,说程琳不过是为了向太后表达忠心罢了。不特如此,他还认为程琳“有才器,能断大事”,连连提拔重任为三司使、吏部侍郎、参知政事,程琳显赫一时。……

宋仁宗盛德大度,宽容有加,他之所以一以贯之地怀仁、施仁,源于他有一颗敬畏之心,敬畏自然,敬畏生命,敬畏手中的权力。一个皇帝,如果缺乏敬畏之心,不畏天,势必天灾不断,不畏地,势必寸草不生,不畏生命,则尸横遍野,生灵涂炭。

宋仁宗是一个开明的皇帝,他励精图治,勤政爱民,希望能开创北宋的盛世局面,因此,在选拔人才方面特别细心。当时,国家选拔人才主要是通过科举考试,宋仁宗对于科举考试的要求非常严格,要求考生不仅要保持卷面整洁,答题时若出现错别字、涂改等,除了扣分之外,严重者考卷作废,取消录取资格。

有一年,北宋王朝举行全国大考,当时,有一个来自四川成都的考生叫赵旭。考试完毕,赵旭自我感觉考得很满意,于是,他得意地和几个同窗在一家茶楼喝茶谈心,并说自己有把握金榜题名。果然,阅卷老师一致向宋仁宗推举赵旭为这次考试的状元。谁知赵旭虽然文采出众,却在考卷上把“唯”字的“口”字旁错写成了“厶”。宋仁宗在殿试时当面向赵旭指出了这个错字。赵旭不肯认错,辩解道:“这两个字的字形相似,可以通用。”宋仁宗不悦,亲笔写了“去吉”、“吕台”、“私和”、“句勾”几个字形相似的字给赵旭看,然后问:“这几个字的字形也相似,难道都可以通用吗?你总不能把‘去吃饭’说成‘吉吃饭’吧?总不能把‘吕洞宾’说成‘台洞宾’吧?总不能把‘私自’说成‘和自’吧?总不能把‘句子’说成‘勾子’吧?”赵旭张口结舌,无言以对。于是,宋仁宗当即宣布,赵旭不予录取,让他回家重新读书,等不写错别字的时候再来参加考试。

一年后,宋仁宗想起赵旭因一字差误未被录取,叫人将赵旭找来。闲谈中,宋仁宗见赵旭志向高远,十分赏识。不久,赵旭在家乡四川做了一名干部。

宋仁宗嘉佑八年(1063年)农历三月二十九日,宋朝第四任君主赵祯病逝。当大宋的使臣到达辽国致送讣告时,辽国皇帝耶律洪基也忍不住握着使臣之手,号啕大哭:“四十二年不识兵革矣。”一代君主的身后赞誉,不在于一二个友邦给予多么隆重的哀荣,而是连敌国也表达出由衷的尊敬与哀悼。这样的君主,历史上即使不是绝无仅有,也是凤毛麟角。史载,赵祯逝世的消息传出,不仅大宋“京师罢市巷哭,数日不绝,虽乞丐与小儿,皆焚纸钱,哭于大内之前”,连“燕境(即辽国)之人”也是“远近皆哭”。需要指出的是,民间对赵祯的祭奠,完全是自发的,而不是当局所强迫,也不是基于政治压力的作秀。

人们自发悼念一位君王,当然不是没有原由的。赵祯庙号“仁宗”,“仁”就是对他的盖棺论定,所谓“为人君,止于仁”,这是对君主的最高评价了。宋仁宗的宽仁,正史及宋人笔记都多有记述。南宋人施德操的《北窗炙輠录》记录有一桩轶事:一日,仁宗“在宫中闻丝竹歌笑之声,问曰:‘此何处作乐?’宫人曰:‘此民间酒楼作乐处。’宫人因曰:‘官家(指皇帝)且听,外间如此快活,都不似我宫中如此冷冷落落也。’仁宗曰:‘汝知否?因我如此冷落,故得渠如此快活。我若为渠,渠便冷落矣。’呜呼,此真千古盛德之君也!”……

宋仁宗在位的四十二年间,大宋称得上河清海晏、国泰民安,这从汴梁民间彻夜不息的“丝竹歌笑”便可窥见一斑。相比之民间市井的繁华喧闹,宫禁之内倒显得冷冷清清了。难能可贵的是,仁宗明白到宫禁的热闹与民间的繁华乃是反比例关系,如果禁宫所代表的皇权扩张了,民间社会的活力就必然要退缩了。因此,仁宗皇帝自觉把持住了皇权的欲望

元人修《宋史》,也赞叹仁宋朝“君臣上下恻怛之心,忠厚之政,有以培壅宋三百余年之基”,并且认为宋朝后来的败亡,是因为“子孙一矫其所为,驯致于乱。”即使是对宋代政治颇不以为然的明末大儒王夫之,也不得不承认“仁宗之称盛治,至于今而闻者羡之。帝躬慈俭之德,而宰执台谏侍从之臣,皆所谓君子人也,宜其治之盛也”。

以今日流行的思维习惯来看,如果再三引证仁宗的“仁”、“盛德”、“忠厚之政”、“慈俭之德”,则不免会被认为是“人治思想”、“明君情结”的表露,甚至可以猜到会有人要发出告诫:“君主的美德是靠不住的,制度才靠得住。”其实,我们不应将政治家的美德与政治的制度对立起来;相反更要关注的恰恰是宋代的制度运作。从制度的角度来看,仁宗朝的表现也是可圈可点的。经太祖、太宗两代的创制及真宗朝的确认,到仁宗在位时,宋代的政治制度已臻完善,君主与政府的权力分际都已经有了法度或惯例可循。这个时候,宋仁宗表现出了一名守成君主的最大美德:谦抑,守住人君的本分,遵循既定的制度。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说,仁宗“守法度,事无大小,悉付外廷议”。

所谓“事无大小,悉付外廷议”,说的便是宋代的政治制度,用儒家的话来说,这叫做“共治”,换成现代政治概念来说,有点接近“虚君共和”的意思。即君主只是国家权力的象征,具体的治理权归于“外廷会议”。宋代的外廷又分为两个互相独立的机构:一为以“执政”为名的行政机构,一为以“台谏”为名的监察机构。根据这样的制度安排,我们很难说宋代的政治属于皇权专制,因为君主是象征性的,而治理权又是分立的。而这样的制度,也得到了仁宗皇帝的承认,所以他“事无大小,悉付外廷议”。当时有人评价说,“仁宗皇帝百事不会,却会做官家。”一个圣明的君主,“百事不会”并没有关系,因为君主不必亲决庶政;要紧的是守住君主的本分,即如何“做官家”。

仁宗能恪守法度,那是他的美德。但如果君主不守制度,撇开外廷而独揽大权呢?在宋代,君主这样的举动是将受到外廷的强烈抵制的。仁宗虽然能自觉遵守君权的界限,但他也有一个毛病,即耳根子软,有时候在耳边风的鼓吹下,也会未经廷议,私自下发一些提拔某人当某官的诏书。当时的宰相是杜衍,对仁宗的这类诏书,他一概不予通过,“每积至十数,则连封而面还之”。仁宗也拿他没办法,只好称赞他“助我多矣”。

比如宋仁宗想提拔皇后的兄长张尧佐当宣徽使(类似于皇家总管),但在“廷议”(类似于内阁部长会议)时未能通过。过了一段时间,仁宗因为受了张皇后的枕边风,又想将这项人事动议再提出来。这日临上朝,张皇后送皇上到殿门,抚着他的背说:“官家,今日不要忘了宣徽使!”皇上说:“得,得。”果然下了圣旨任命张尧佐为宣徽使,谁知跑出一个包拯来,极力反对,说这个动议不是前阵子已经被否决了的吗?皇上您怎么可以推翻前议?“反复数百言,音吐愤激,唾溅帝面”。最后仁宗只得收回成命。回到内廷,张皇后过来拜谢。帝举袖拭面,埋怨道:“你只管要宣徽使、宣徽使,岂不知包拯是御史中丞乎?”御史中丞就是台谏,这是宋代约束君权的重要力量。

实际上也有一些佞臣劝说仁宗搞君主独裁,但仁宗不敢听从。南宋陈亮的《中兴论》记录有一事:“臣闻之故老言,仁宗朝,有劝仁宗以收揽权柄,凡事皆从中出,勿令人臣弄威福。仁宗曰:‘卿言固善,然措置天下事.正不欲专从朕出。若自朕出,皆是则可,有一不然,难以遽改。不若付之公议,令宰相行之,行之而天下不以为便,则台谏公言其失,改之为易。’”

根据这个记载,仁宗不欲“收揽权柄”,似乎是出于君主权衡利弊之后的理性自觉。相比之下,朱熹《三朝名臣言行录》收录的一段仁宗自白,就更有意思了:“屡有人言朕少断。非不欲处分,盖缘国家动有祖宗故事,苟或出令,未合宪度,便成过失。以此须经大臣论议而行,台谏官见有未便,但言来,不惮追改也。”“祖宗故事”即既定之制度,制度摆在那里,皇帝不能不遵,若不遵成法,便是过失,而且大臣与台谏官,也会迫着君权在合乎法度与惯例的轨道上运作,不可越雷地一步。由此看来,仁宗即使有专断之心,恐怕也不能如愿。

宋仁宗以他的宽仁与谦抑,告诉后人什么才是君主所应有的美德,这里头,最重要的就是对法度的尊重、对君权边界的遵守。仁宗朝出现的社会繁华,正如《北窗炙輠录》的故事所隐喻:乃是得益于仁宗所代表的皇权甘受“冷落”的退守。说到这里,我们应该能够理解了,为什么这位君主逝世之后会得到举国悼念、“远近皆哭”。

北京到哪家医院治癫痫中医怎么治疗羊癫疯安阳市哪能治好癫痫病